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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與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孔圣人所撰《易經•系辭》中的名言,一直為歷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這句話說得很哲學,又充滿了圣人智慧,是歷史上第一次把現象和本質、具象和抽象、物質和精神非常簡單明確地用“形而上與下”區分開來,也把具體的實證科學與思辨哲學區分開來,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這句話中有三個關鍵詞:道、形、器。
  形是指物體具有的形象和質地,也是劃分道與器的分水嶺;
  器是指有形象和質地的,能夠被人們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實物。但是,我們一般理解器就是有形的物體了,形已經代表器了,那形而下還會有什么呢?凡是依附在有形的器物上面的特性,比如,顏色、硬度、溫度、光亮、味道,還有器與器之間碰撞摩擦發出的聲音等等,都是形而下所代表和標志的范疇。
  就是具有這些特性的無數個有形器物,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物質世界。
  而道是無形的,也就是說道已經超越了物質形態,也超越了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范圍,只能由人的理性思維和智慧去把握。
  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性非常強,幾乎被傳統文化熏陶過的人,骨子里和靈魂深處都會被烙下“慕道”“求道”的“情結,”一遇機會便會萌動。
  所以,在每次聽到或說起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點點興奮,有一點點“高大上”的感覺,起碼會覺得境界要高上那么一點點。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是循著孔圣人所指示形而上的朝向去談論道、研究道、追尋道了,卻很少有人回過頭來思考一下:為什么生存在這個形而下的物質世界中,每天吃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形而下的食物,住著形而下的房子,使用著形而下的器具,穿著形而下的衣裳(形而上的衣服是皇帝的新衣)的圣人,卻孜孜以求的非要追求形而上的道呢?孔圣人甚至還在《論語》中斬釘截鐵地說:“君子不器!”“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是說,君子不應被這些東西的外象所誘惑和迷惑,更不應該沉溺于物欲之中,而應該“慕道”“求道,”甚至于早上得到道的法味,晚上死了都值,都沒有遺憾。
  為什么圣人如此貶斥形而下的器,崇尚形而上之道呢?
  幾乎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圣人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中給出了答案:“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是有形象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東西的形象,都是虛假的;所有眼耳鼻舌身意對這些形象的感知都是錯覺。
  而求道則是追尋終極真相和認知真理。
  這個論斷很多人難以理解,更難以相信。所以,我們挑選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形而下之器——時間和空間來證明一下。
  我們先來說時間:
  我們每個人都切切實實地感覺生存在時間當中,時間的存在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我們從沒有發現這種感覺其實是一個錯覺!而時間則是一個假象!
  從小父母就指著鐘表教給我們認識時間;上學了老師教導我們遵守時間;工作了規章制度強制我們服從時間。
  我們都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前完成任務而受到表揚和獎勵的經歷;也有遲到后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尷尬瞬間;
  也經常看到有人被時間逼迫到狼狽程度,早晨有腳步匆匆連跑帶顛,不時往嘴里塞幾口煎餅果子或雞蛋灌餅的上班族;火車站有拉著旅行箱火急火燎沖向檢票口的旅客;馬路上有因為擁堵誤了時間而狂按喇叭,甚至路怒癥的司機。
  這些都說明確實存在著一個:用鐘或表顯示的,把一天等分成24小時,一小時等分成60分鐘的,叫作時間的東西在制約著我們,而且這種制約還很剛性。
  但是,就是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既天經地義又與生俱來的時間,卻不是與整個人類與生俱來的和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時間只是出現在我們人類五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的后半段,距今僅有大約兩三百年。
  用表盤和表針指示,用彈簧或重錘驅動的機械鐘表,最初出現在中世紀歐洲教堂的塔樓上,當時僅有一根時針和四個刻度,用來提醒教徒做禮拜或者禱告。作用類似于佛教寺院的晨鐘暮鼓。
  到了1700年,借鑒吸收古埃及觀測星象形成的一天24分法,制定了12進制的表盤,并在時針以外又添加上了分針,才使鐘表具有了雛形和基本功能。
  這個時期用鐘表表示的時間基本可以滿足某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活動的協調和工廠化生產管理的需要了。但這還不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標準時間。
  因為,在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鐘表也得到廣泛應用,可是時間測量還在沿用中世紀以日晷等測量太陽時作地方標準的方法。由于各個地區的日照時間和角度不同,因而測量數據也不同。加上很多國家各自為政,都以通過本國天文臺的子午線為本初子午線。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就同時存在多條本初子午線和多個時間標準。這給后來的火車運營、航海及大地測量帶來了諸多不便。由于各地的時間標準不同,僅僅因為時間差就導致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火車相撞事故多次發生。
  因此,建立世界統一的標準時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由于當時英國的海洋霸主地位,全世界有五十多個國家是其殖民地,所以由英帝國來制訂和統一世界標準時間,就成為可能。在1840年位于倫敦市的格林尼治天文臺,被英帝國宣布為世界計算時間和地理經度的起點,唯一的本初子午線。(如果在二戰后建立標準世界時,也許就是美國或是蘇聯了。)
  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明,電報也誕生了。電報遠距離即時通訊功能,使得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比如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殖民地國家都能用電報與格林尼治時間隨時保持一致。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所以在1884年,由二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以通過該天文臺的子午線為零度經線(其實,子午線就是為度量方便而人為設定的一條輔助線),向東稱東經,向西稱西經,各為180度。每15度為一個時區,相鄰時區相差1小時(即太陽1個小時內走過的經度)。
  為了避免由此產生的“日期錯亂”現象,又統一規定了180°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當你由西向東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必須在你的計時系統中減去一天;反之,由東向西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就必須加上一天。
  這個系統的建立,將全球納入了統一的標準時間,各個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廢棄了地方時,而歸入以格林尼治為基點的各個時區。
  至此,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天文現象為基礎的時間計量系統,也就是標準世界時系統才算捏造成型了。
  為什么說它是捏造?是因為本來世界上沒有這個時間,是人們為了某種用途,制造了這個時間。如同人類祖先曾經用日晷、沙漏、水鐘和燃香等作為計量工具的目的一樣。
  我們所謂的時間,其實是人們把地球圍繞太陽公轉自轉這一穩定的周期變化規律作為參數用鐘表指針運行或數字跳躍的速度仿照和表現出來,作為滿足人類群居和社會活動組織協調等計量需要的工具。
  這其中有三個要素:一是地球運動;二是鐘表:三是人類利用觀察計算出的地球運動參數將上述二者捏合起來。
  但是,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本身不是時間,也沒有使用時間,只是太陽引力和地球離心力等能量的作用產生的周期運動;在人類誕生之前的幾十億年,地球一直是這樣運行的,它歸根結底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是人類要借用這種天體周期性的運動作為參數來定義時間,就如同先民發現太陽是東升西落,又總是周而復始,于是天的定義便出來了;人們經歷春夏秋冬,就總結出了年的概念。其實感官發現的太陽東升西落也是個假象錯覺,地球自轉才是形成晝夜的原因。
  也如同“尺”這個度量單位,大多民族用小臂尺骨長度作為參照系數;也有民族卻用小腿脛骨長度來定義;《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所謂計量單位,都是人為制訂,無非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權威規定罷了,比如秦始皇統一度量衡。
  其實,鐘表是為時間而生,時間也因鐘表而存。
  如果你的表停擺了,你肯定不會認為時間也停止了,你會充足電或者上滿弦,然后把表調到正常值繼續使用。但是,假如全世界的鐘表都壞了,那么這個所謂的世界標準時間還存在嗎?如果你認為還存在,它在哪里?是在地球圍繞太陽的公轉自轉的運動之中嗎?如果你認為不存在,那它又去哪了呢?
  離開了鐘表這個人造工具,所謂世界標準時間只是一個概念和一套演算程序罷了。
  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不管是分鐘還是小時還是幾百年,都是我們人類的定義,世界上其實是沒有這個時間概念的,這都是我們人類想象出來的東西,只是我們腦子里構造出來的幻覺而已。”
  何況還有許多人為因素使得天體運行周期與鐘表之間發生的悖離。
  比如,我國因幅員遼闊,從西到東差不多跨越了五個時區,但國家為了便于統一管理,只采用一個時間,也就是我們在電臺電視臺里聽到的:嘟—嘟-嘟-嘟-嘀,最后一響,是北京時間×點整!
  要強調的是,“北京時間”與“北京當地時間”也不是一個概念,“北京時間”的發播不在北京,授時臺在陜西省渭南市蒲城縣,實際處于東七區。因為東七區是我國的中心地帶,取東七區的授時,才能兼顧我國領土從東五至東九區的科學用時。
  為什么國家只采用北京時間為基準時間呢?假如我們實行世界標準時,那我們國內就會同時存在五個時間。想象一下,如果開始一次遠距離旅行,只是各地的飛機、火車,甚至長途汽車時刻表換算起來就混亂至極,一天幾次調對手表或手機時間差也會不厭其煩。
  但是,統一時間又會出現在北京早6時天亮,8時點上班,中午12時吃飯;到了烏魯木齊卻成了早8時天亮,10時上班,下午2時吃午飯的現象。
  本來太陽經過某地天空的最高點時為此地的地方時12時,因此,不同經線上具有不同的地方時間。但人為的改變和規定時間,使得鐘表時間和天文現象產生悖離,那時間的真相又在哪里呢?
  我國曾經在1986年至1991年實行過夏時制。一道行政命令下來,全國的鐘表都要往前撥一個小時。這個現象,不正說明時間是可以人為捏造的假象嗎?
  所以說,沒有一個真實的、獨立存在的、固定不變的時間實體。我們覺得有一個叫作時間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近代人類使用鐘表太頻繁,太深入了,生生把個假象給“弄假成真”了。
  再說空間: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感知自己是存在于一個空間之中。也能夠感知所有物體,包括自己的身體,都是由長度、寬度、高度、大小等表現出來的,這是說明它們占有著如此空間。
  至于虛空,我們都是用前后左右,或者東南西北和上下來定義、表示和描述的。
  這個空間的概念,是由我們的眼、耳、身等感覺器官感知到的,是眼見為實的,所以我們確信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空間是個假象,我們對空間的感知是個錯覺。
  先說“上”
  我們都見過衛星、航天飛機或宇宙飛船拍攝的那幅蔚藍色的、在太空中漂浮著的地球照片。在初中地理課上我們也都見過地球儀,也都用手轉動過它,也都知道地球就是以這樣一個傾斜的姿態,北極朝著斜上方南極沖著斜下方,圍繞太陽公轉自轉的。通過航天照片和地球儀得到的知識,其實已經揭示了地球空間的實際情況。但遺憾的是我們只能把理性思維得到的天文地理科學知識存儲在腦子里,塵封在記憶中,我們的感官因為受限而體會不到跳出地球站在太空角度對地球空間的理解,我們的理智可以接受地球是個球體的概念,但是感官卻感知不到、也認證不了,認同不了地球是個球體。所以,在生活中我們依然還是隨順感官感知所形成的觀念。
  比如,感官告訴我們,我們在直立的時候,頭頂是天,是上。我們盡管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生存在地球這個巨大的球體上,但卻從來沒有感覺到人類因為處在不同的緯度,其實我們的頭是沖著四面八方不同朝向的。接近于北極的更直立一些,接近于南極的更倒立一些,而接近于赤道的則更躺平一些。
  我們感覺正午時分是太陽當頭照,其實越是正午時分越是我們頭頂更沖向太陽的時候,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黃道面基本是平行的,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在地球上的姿勢更接近于平行。
  如果我們站在赤道頭頂太陽面向南方,其實我們的臉是沖下,而頭頂卻是沖前。
  為什么科技偵測到的天文地理知識和我們感官感知的結果相差如此之大呢?這就是理性思維與感官感知的差別。
  再說“下”
  感官告訴我們,我們腳踩的是地,是下。但是從腳下如果引一條延長線穿過地心到地球另一側,感官常識應該推測出的結果那邊的人會像蔡明在春晚小品中嚷嚷的,“可憐我的兒,在美國腦袋沖下刷盤子啊”,可現實卻不是這樣。那這個“下”到底截斷在哪里了?是地表?還是地心?又能依據什么道理來確定呢?
  再說“東南西北”
  如果我們站在北極點上,指南針就會失靈,因為四面八方都是南,卻找不到北和東西了;南極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一直朝東走,最終會從西邊回到原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東,也是一個假象,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地標告訴我們東就是這里。西也是如此類推。
  “前后左右”也是如此:
  《道德經》中說,“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老子在揭示標志空間的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存在。
  所謂相對:一是指互相依存,一方沒有,另一方也不會存在。因為有長所以才有短;如果沒有高就不會有低;二是相對即非絕對,就不是確切的、真實存在的實體,隨時可以轉化。比如,長是相對短而言的,如果出現更長的來比較,原來的長就變成了短;假如出現了更寬,原來的寬就變成了窄;出現了更前,原來的前就變成了后,以此類推,概莫能外。
  這說明我們感官能夠感知的空間都是假象,而我們的感知結果和觀念則充滿了錯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一系列的錯覺之中。
  那么,什么是圣人追求的真相呢?道又在哪里呢?
  《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老子描述的世界本源(道)與我們這個世界萬象(器)的順生關系;也是由純粹而至復雜,由真入假的發展過程。而要追尋道,則是需要從現實的這個萬物互聯的花花世界逆流回溯至陰陽,太極乃至混沌未分。這句話同時也揭示了求道的路徑和方式。
  而老子追尋到的又是什么樣子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說的是,原有一物,混合未分,存在于陰陽天地形成之前,沉寂靜謐,廣闊無垠,既獨立存在又穩固不變,不增不減;又周遍一切而不怠惰困窘,充滿生機,陰陽天地是其所生,我不知其如何稱呼,勉強賦予其名曰道。
  而《金剛經》說得更明確直接,“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說的是能夠修證到不為事物的外表所迷惑,能夠識破所看到的物相不是真相,能夠透過假象,就達到了證悟成就的如來境界了。
  那透過假象又有什么呢?“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真實真相啊,就是無相。無生滅變化,離一切虛假之相,所以說實相無相。也就是《心經》里講的:“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無相既是空相,但是,這個空,可不是什么都沒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閱拙作“一個空字三重義”)
  而道也不是依靠“坐而論”就可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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