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有我一張床

2001年10月,我以流浪者的身份進入阿克蘇地區文化藝術中心。半年之前,我從事過裝卸工、清潔工,兼職過保安。那時,阿克蘇盛行“盲流”稱謂。我則是“盲流”隊伍中的一員。自從進入文化藝術中心,從事我心愛的放映職業,我便從“盲流”隊伍中脫離出來。隨時間的推移,耳邊很少傳來“盲流”二字。即使有,也不是針對于我的。
  有單位真好。起床一睜眼,首先想到的是單位,每日里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是單位。單位,上班,形成一條直線,常常被我掛在嘴邊,挺直腰板,見人就說。之前,對于單位,我并沒有過多的上心。1992年元月,從部隊復員回家,同學的父親托關系,在靜寧縣橡膠廠幫我謀到一份差事,每月工資300元,得從家中帶吃食。那時,我的個體電影放映走村串戶紅極一時。300元的收入,不到兩三個晚上就能獲得,對橡膠廠的工作自然是不屑一顧的了。自由,松散,掙錢容易是我對個體戶的初步認知,我便有了做一個老板的夢。個體放映,兼顧照相館營生,最終都受到了時代發展步伐的淘汰。1997年冬,彩電降價、錄像、DVD的出現,電影放映業受到沖擊,我不得不離開故鄉,西去玉門轉行餐飲業,做釀皮,賣大餅。在市場競爭中,使我深知掙錢不易,老板夢隨著無形的壓力,開始走向破滅。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塊做生意的料,卻放不下身架,仍做著吃“飛食”的癡夢。直到家中因修葺房屋債臺高筑,前妻棄我而去的時候,方從夢中醒來,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該踏踏實實地做些事情了。
  我決定放下架子,其實,根本沒有什么架子,本是農民的兒子,只是上過幾年學,當過幾年兵,見過一些世面,懷揣了跟同齡人不一樣的夢想,和發小們相處就顯得格格不入罷了。離婚的日子,猶如天塌一般,五六年的家庭,一夜之間說散就散,前妻把四歲的女兒也帶走了,房子里空蕩蕩的,倒是女兒的玩具,衣服到處都是,攪得我心慌意亂。三十多歲的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無能和無助,每到夜晚,總要回到老屋,躺在土炕上,偎依在父親身邊。起初的幾個夜晚,不習慣于父親整夜的嘆息,和他喂養的幾只跳蚤的騷擾。父親很少說話,他一說話,我的眼圈就會潮濕,被他發覺,他的眼圈跟著發紅。父親沉默不語,便是對我最大的安慰。他把自己的棉襖或者棉褲墊在我的枕下,時不時幫我拉拉被角,在父親的眼里我儼然沒有長大。他幫我做這一切的時候,我是醒著的,只是裝睡罷了。在離開父親的前幾個日子,不知不覺地讓我留戀起老屋,留戀起父親的汗味、煙味……甚至,連他的呼嚕聲都是悅耳的。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舍不得放下的。
  走出家門,我做的第一件事,去鄰村央求一個工頭,讓他帶我去打工。說起這位工頭還跟我沾親帶故的(他的弟弟是我的侄女婿)。憑借這層關系,讓我大膽地踏進他家。他一看是我,立即喊道,姨父,你來了,趕緊上座。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沒有踏進過他家門檻。他的一聲“姨父”,讓我感到自己的面子是足夠大的,無需付出多大勇氣便開口說,我想跟你去打工。他聽說我要打工,顯得有些吃驚,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看著我,或許,在他眼里,我還算個人物,一個不需要下苦力就能生活的人物。我說,那是過往的事了,現在,我離婚了,我需要爬起來。他問,你可吃得苦?我說,別人行,我咋個不行?好說歹說,他同意帶我去打工。他又說,沒人在場的時候,會喊我姨父,有人在場,不會喊姨父的,望我能夠理解。我說,明白,只要能跟著你,我心里踏實。畢竟,那個時候的我還沒有真正闖蕩社會的經驗和勇氣。
  跟著工頭北上銀川務工,在建筑隊當小工。同工友們住通鋪,吃大鍋飯,嘗試過體力勞動的極限。施工點在銀川市新市區的同心路菜市場,站在封頂的建筑層上,賀蘭山清晰可見,便盼著日頭能夠早點落山,一天14元的工資就會到手。我粗略地算過,每天勞動16個小時,每小時不足1元錢,是靠自己一滴一滴的汗水換來的。每每逛街,手心里的鈔票同樣被我攥得汗浸浸的,舍不得花掉,平日里大手大腳的習慣略有改變。只有在艱辛的底層生活過,才能切身的感受到人間的冷暖,看清人情世故的眉高眼低。感謝半年來的艱辛生活對我的磨礪,以至于后來遇見的所有艱辛,我不再膽怯。半年來的體力生活,讓我明白一個道理,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腳踏實地。
  初到阿克蘇,我一面努力地干著苦力,一面尋求著有份穩定的工作單位。話說,阿克蘇地區文化藝術中心,如同為我量身打造的。我在故鄉焦躁不安的時候,她破土動工,仿佛,是她在召喚著我似的,讓我千里迢迢來到這里。我正在干著苦力活計的時候,她已被裝修完畢,以嶄新的姿態,迎接我的到來。
  至于是如何順利進入阿克蘇地區文化藝術中心這個單位的,是因為我遇到了貴人段曉斌,有關他的文字,在我的散文集《我的阿克蘇》里已有詳細的敘述,這里不再贅述。使我依然感念的,是段曉斌幫我辦理的農轉非戶口落在單位的門牌號上(西大街10號)。同事開玩笑說,我是阿克蘇最“富有”的人,仿佛整個文化藝術中心是屬于我的。
  同事當中,我的身份最為特殊,是由農民工直接轉變為工人的。我不得不感念部隊對我的培養,使我具備競爭的條件,一是放映技術,二是覺悟的提高。我想,我生命中的貴人段曉斌之所以幫我,無非就是這兩個條件罷了。
  進入單位前就講好的,單位不提供住宿。而我,還住在離火車站附近的巨龍開發區,騎自行車,每天往返二十多公里,若遇加班,深夜方能到家。段曉斌得知后,便給我的一位姓同事說,他住的那么遠,早晚騎車不安全,看看單位地下室有沒有合適的房子,給安頓一張床。
  同事利用兩個午休時間,幫我焊接一張床,擱在地下室的總機轉換室,安置了一桌一椅。他來到我的出租屋神秘地告訴我:“我給你找了住處,免費的。”說著,他便立即幫我收拾行李。隨他來到單位,走進地下室,我才明白,擔心地問:“段經理知道嗎?”他說:“是段經理同意的,放心吧。”他幫我鋪好鋪蓋,指著桌子說:“哦,對了,段經理說,你喜歡寫作,我給你準備了桌子,是原來團結電影院的,有點舊,中不中?”看著眼前的這一切,剎那間,一股暖流遍布我的全身,我真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同事幫我擺放好物品,突然,拍著他的大腿說:“我說,我一直想著什么來著,看見桌子,想起臺燈,我在家里給你準備好了,忘帶了,明天給你。”我說:“給你添麻煩了,不知道該怎樣感謝呢?”他說:“看你說的?誰讓你是俺的同事呢?”
  臨出門,他把鑰匙遞給我,叮嚀道:“段經理說了,地下室絕對不能抽煙!”
  我點頭應諾。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第一次感覺到“同事”二字是如此的溫暖和厚重。
  段曉斌經理給予我的關照,我是心知肚明的。自從我住進單位地下室,每每見到他,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我總想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向他說上幾句感謝的話,但總被他的威嚴打消了。說起段經理的威嚴簡直到了極點,他在單位的那段時間,我們根本不需要簽到表,即是到了下班的時間,一聽說段經理還沒有離開單位,誰也不敢擅自離開。他得知這一情況后,告訴帶班的,只要時間到了,大家按時下班。即便如此,一部分人仍然跟從前一樣,等段經理離開單位,他們才離開單位。我想,這其中的緣由是涵蓋了大家對他的尊重罷了。
  直到他離開他負責籌建的文化藝術中心,到別的單位工作,沒過幾年,便永遠地離開了人世,我都沒有來得及把掛在嘴邊的“謝謝”二字說給他聽。
  在單位工作20年時間里,有6年多的時間,我是一直住在單位的。第一任領導李健主任似乎不知道我住在地下室的事情。不知是誰向他反映,說我在地下室的樓梯拐角處,干了一件不文明的事情。他特別生氣,直接來到地下室找到我的住處。在手電光的照射下,樓梯的拐角處真的存在著一泡不文明的排泄物。我屈身一看,是干透了的,急忙拿著撮箕和掃把進行清理。感謝這位主人,在干這件事的同時,留下煙頭和煙盒。我把撮箕擱在明亮的地方,告訴李健主任,這物分明是很早以前的了。再說,我抽的是一塊錢的“紅山”牌香煙,看看人家抽的是三元五角錢的“美登”。這些,是我唯一能為自己辯解的理由。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李健主任竟然低頭靠近撮箕,仔細地驗證一番,猛地抬頭,轉身離去。他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倒讓我的內心不安了好久。發生這樣的事情,總歸是不光彩的。我實在不好意思繼續在地下室住下去了。一時半會兒又找不到合適的出租屋。同事阮勇說,先去他家住下,另做打算。大概一個星期,電影組組長尼亞孜告訴我,李健主任說了,讓你搬到三樓住,地下室太陰暗了。實話說,地下室真的陰暗,大白天睡覺,有睡不醒的感覺。
  我從地下室搬至3樓放映室的一個不規則的空間里,是通道的出口,在電梯的拐角,恰好可以擱置一張床的一個T字空間,便成為我的棲身之地。因禍得福,我終于離開陰暗的地下室,躺在三樓的這張不大的床上開始做夢,是關于生活的、愛情的、甚至于文學的夢。這間不足18平米的空間,卻能讓我的思緒萬千,有歡樂的,有悲傷的。歡樂和悲傷交織在一起,讓我的思緒猶如脫韁的野馬,一刻不能消停。又仿佛是誰在召喚著,讓我不停地寫呀寫。寫完一看,才知,是那些過往的事情,過往的情感,過于悲苦,迫使我不得不記錄下來,給過往的人和過往的事,也包括我自己一個交代。
  這件事發生之后,每每見到李健主任,我總覺難為情,不敢正視他的目光。而他,同樣好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其實,我一直盼望著,李健主任對這件事給一個明斷,即是冤枉我,我也沒有話說。終究,他還是沒有在我面前提及過有關此事的一個字。后來,從別的同事那里得知,李健主任說,幸虧他去了地下室,不然,只聽信一個人的話,會弄出亂子。其實,他讓我從地下室搬至3樓,就已經給這件事情做了定奪,我的顧慮純屬多余。
  李健主任調離單位很是突然。是一個周末的上午,地委組織部來到我們單位三樓會議室宣布人事任命。李健主任不再擔任文化藝術中心主任一職,另有安排。接替他這一職務是地區文聯秘書長于洪亞。
  于洪亞,我們是認識的,他擔任文聯秘書長,就在我們單位的3樓辦公。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召開職工大會,要求每一名職工寫一份關于單位如何發展的建議書。大家很是熱情,建言獻策,具體到單位的方方面面。這一方法對于新任領導來說,是極其可貴的,等于他跟每一位職工進行一次談心活動。對于職工集中反映的帶有普遍性問題,立馬整改。當然,有人將我留宿單位一事,也在反映的問題范疇之內。他在大會上這樣說:“我看,在這么一棟偌大的樓房里,住一個人還是比較好的,有些人只看到這個人用了單位的水和電,卻沒有發現這個人對這棟樓房的貢獻,每天夜里,這個人樓上樓下地跑著,關燈,檢查水龍頭……”他沒有點名地向大家說了我所做的一切,這件事就算過去了。而我,倒覺得肩上有了一份重擔,每天下班及時關燈,關水龍頭成了我的責任和義務。
  于洪亞主任是唯一走進我這個有限空間的領導。記得第一回,他敲門的時候,我正在寫長篇小說。開門一看是他,讓我驚訝,問,于主任,這么晚了,你沒回家。他說,剛忙完手頭上的事,路過進來看看,沒有打擾吧。我說,怎么會打擾呢?他又問,可以進去看看嘛?我立馬轉身,才發現自己的整個身子一直堵在門口。我側身的瞬間,他已跨進屋內。他仔細地看了看這個有限的空間,沒有說話。他坐在我的床頭上,順手撫摸著床單,問,褥子有些薄了,晚上冷不冷?我說,不冷,這屋是屋內屋,冬暖夏涼。他笑著說,那也得開門透透氣!他拿起桌上一沓我寫的長篇手稿翻看著,看完幾頁抬頭說,我覺得嘛,你還是寫短篇,寫長篇,你還不具備駕馭的能力。我點頭應諾。他又詢問了我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便告辭了。
  從此,他便成為這個有限空間的常客。他每每在外就餐,總會給我打包一些吃食送過來。如果我不在屋子,他便把吃食掛在門的把手上,給我電話告知一下。這樣,我的午飯,或者晚飯就有了著落。
  聽了于洪亞主任的建議,我便停下長篇寫作,著手短篇創作。幾篇散文被阿克蘇電視報刊登。他讀到后,把其中一篇散文《三張羊皮》的細節當著我的面或別人的面復述出來,尤其是文中的陳皮匠,他說,寫得很有特性,讓他一直記得這個人物。這句話,他說的最多,在不同的場合都會說起,便給我產生了堅持寫作的動力。
  在我的心里,他既是我的領導,又是我的一位兄長。后來,不知什么緣故,好久不見他來我的小屋了。我猜想,我們之間到底怎么了?誤會肯定有了,我這個人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明知自己跟別人有了誤會,卻不主動向對方解釋,自以為然地等待著,想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就這樣,我跟于洪亞主任之間的誤會,直到他調離文化藝術中心數年后,都沒有來得及跟他解釋和澄清。好在,他上任地區文聯主席職位,我是作協會員,見面的機會自然多了。一次偶然的機會說起一些話題,他才說,你現在找的媳婦才是過日子的,我看好你!原來,在那段時間,我有了穩定的工作,吃飽了,喝足了,便忙著戀愛到了瘋狂的程度,一位打扮時髦的女士找過我幾回,被于洪亞主任遇見了,他當著我的面沒有說什么,只托人給我帶話過來,望提醒柳振師,那樣的女人,靠他的工資是養活不了的。這句話,是于洪亞托給尼亞孜大哥的,尼亞孜大哥將于洪亞的原話轉告給我的,我卻沒當回事,依然我行我素,這讓他對我有了看法,覺得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便懶得理我了。我和他之間的誤會就這樣在時間的過往中,用現實消除了,讓我重新找回了數年前給予我關照的兄長之情。其實,在誤會沒有澄清之前,我和于洪亞不大講話,即是講話,也是他給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他的調離,我曾卑鄙地慶幸過,以至于沒去參加他的歡送儀式。時間真的是一副解藥,可以證明一切的解藥,但是需要等待,等待是要付出代價的。有些人不會給你機會,便先于你離開人世,誤會隨之被帶入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留給你的卻是無限的內疚和痛惜,會讓你一直背著,行走在人世間,這種痛苦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我是深有體會的。所以說,一個把友誼看得比生命還要珍貴的人,一旦跟別人產生了誤會,一定要及時解釋和澄清,千萬不要給自己留下遺憾和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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