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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老王

老王是我的發小,生活中如你我一樣再普通不過了。警察對他來說就是一份職業,然而當他穿上警服時,卻始終不忘初心使命。謹以此文,紀念1月10日第三個“人民警察節”。
  ——題記
  
  一
  我撂下電話,趕到老王家里時,他正斜靠在床頭上。受傷的右腳被幾個枕頭高高墊起,腳踝處被紗布纏繞得一片雪白,看著挺瘆人。紗布下裹的應該是石膏一類的東西,厚厚的,整個腳看上去像非洲大象的腳,粗壯得有些夸張。
  見我進屋,老王欠起身子想努力坐正,我伸手扶住他,制止了他的努力,在床邊坐下。按常理,再龍精虎猛的人,一旦被縛住手腳躺在床上,不出三天情緒都難免低落。他卻相反,臉上看不出絲毫痛苦,倦態中反倒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我知道他為啥得意,卻裝作什么也沒看見。
  他拿起煙,遞給我一支,又往自己嘴邊送上一支。果然,不出我所料,煙還沒點著,他就迫不及待地說:“你說得對,我不是矢村,也不是杜丘,但這回真的是一次驚心動魄的追捕……”
  我和老王一起看電影《追捕》時,只有十五歲。
  那時,我倆是從小學到初中的同班同學。他個子不高,挺瘦,脖子長,濃眉大眼,國字臉。撇開身高不談,但就這張臉來說,他真是個小帥哥。后來,人到中年時,我們都說他長得極像軍旅歌唱家郁均劍。他爸爸是我們學校的校長,一臉嚴肅,我去他家玩時,大氣都不敢出。他從沒有給校長老爸的臉上爭光添彩,和我一樣學習成績一般般,所以我也從沒見過王校長或者王叔叔笑過。
  一九七八年,最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當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那個時候,我們對改革開放理解不深不透,更無法參透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對經濟社會生活的重大影響,畢竟是十五歲的懵懂少年。但是,那一年,我們和許許多多的人都對電影《追捕》,印象無比深刻,就像錢塘江大潮,沖擊力太大,太過猛烈,一個不小心就能把人卷進去。在無數次走進電影院之后,牢牢記住了杜丘檢察官、矢村警長,長發飄飄的真由美,還有一個神智不清的橫路進二。
  從電影院里出來,過一條馬路就是一個街心花園。上了年紀的老人聚成一堆打撲克,吆三喝四。樹蔭下,拉著二胡唱著京劇,抑揚頓挫。攀援在水泥架子上的藤蘿,垂下一束束紫花,生機盎然。我坐在紫藤下的長椅上,唱著《追捕》主題曲“啦呀啦……”,假模假樣地背著一段段臺詞:“從這跳下去,朝倉不是跳下去了嗎?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請你也跳下去吧……”
  “砰”“砰”兩聲槍響,是他嘴里模仿的槍聲。伴著“槍聲”,他從一堵矮墻上跳下,迅速跑到一把長椅前,雙手一按椅背,人已經燕子般越過椅子。公園不大,他這一番打打殺殺,差不多折騰了大半個公園了。遠遠的,聽他喊道,將來我要當一名警察,像矢村、杜丘那樣追捕罪犯。誰也沒想到,這句話竟成了他一生的執念,相隨相伴三十多年,始終沒有放下。
  聽到他的喊聲,我不懷好意地笑了。不是瞧不起他,是他的身高屬實不大適合做警察,太矮,只有一米六八左右。我覺得做警察至少得一米八左右,這樣才威武。但勸阻一個看電影看到激動不已的發小別去當警察,我做不到,也不大忍心。只好順著他的話說:“嗯嗯,你一定要當一名好警察,別去追捕杜丘,只追捕橫路進二這樣的彪子。”
  彪子,在我們的方言中,意思就是傻子。追捕傻子,總比追捕罪犯要容易一些,也安全一些,尤其對身形不高大的人來說,更為重要。他罵我是狗眼看人低,小瞧人。但我一直以來都是這么想的,我可沒想過當警察,我想當作家。
  
  二
  風一吹,雨一淋,小孩子就長大了,像公園里的藤蘿結出豆莢般的果實。三年后的秋天,我們從同一所高中畢業了。
  他考上了中專,讀的是財校。我哪里也沒考上,進工廠做工。又過了兩年,他從財校畢業,分配到一家國企做起財會工作。每天與財務報表、算盤、計算器打交道,至于當警察這事,他沒再說,我也沒再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理想和做夢幾無差異,年少輕狂,權當做了一回白日夢,矢村、杜丘都是夢中人,當警察追捕罪犯不過是夢中事。
  他成為一名警察的時候,是何年何月,已經記不清楚了,大約是接近而立之年的一個春天。花有清香的傍晚,他從頭到腳一身軍綠色,站在我面前。我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才相信,這世界上有時夢想真的會成真。后來,聽說是他父親托關系、找熟人,走了后門,才幫他圓了警察的夢。
  那一身警服不打扮人,他個頭又矮,甩袍大袖的。但他很興奮,整理一下衣著,“啪”的一個立正,接著一個敬禮,一副摩拳擦掌的架勢,好像即將出征的戰士。
  “得了,給我敬什么禮?我又不是警長。”我拿起他的大蓋帽,扣到自己頭上,對著穿衣鏡照了照,一米八的身高,加上翹起的帽檐,足足有一米八多。我從鏡子里看到,他正挺起胸膛,努力地往上伸展著,就差翹起腳后跟了。
  我問他,你現在可以抓捕罪犯了?像矢村警長追捕杜丘,杜丘追捕橫路進二那樣。他憋了半天才說,現在還撈不著追捕,只能坐在辦公室里寫材料。我笑個不停,原來和我一樣,執筆為業。在他執著于成為一名警察的時日里,我考取了公務員,在機關從事文字綜合工作。
  往后的日子里,他穿著警服寫材料,我著便裝寫材料,都與追捕沒有半點交集,平淡得如同一片樹葉飄落到池塘里,一圈漣漪都沒有。但我堅信,依照他的個性,是不會甘于寫材料的。是警察就得抓壞人,況且他心中還長著一棵執念追捕的大樹。
  事實勝于雄辯。在辦公室工作兩年,他就憋得受不了,主動要求到基層鍛煉鍛煉,增長才干。其實,還是惦記著那個執念,呆在辦公室里永遠沒有追捕的機會。組織上考慮他確實沒有基層工作經驗,就答應了他的請求,把他調到黃河路派出所。
  不得不佩服,他的“算盤”確實打得好。到派出所工作不久,他果然“追捕”到了第一個壞人。說追捕不準確,應該說是抓捕。也不對,準確地說抓到的第一個壞人,是一個撿破爛的。
  派出所離他家很近,每天他兩點一線,步行上下班。一個寒冬的清晨,上班途中,遇到一個不甘心拾荒的撿破爛的人。這人正在偷工地上的建筑材料,被他抓了現行,連人帶贓物帶到派出所。如何處理這個小偷,所長有些撓頭,無論是罰款還是拘留,橫豎都是沒錢,放人吧,又沒有達到懲戒目的。他靈機一動,建議讓這個小偷在所里燒小鍋爐。冬天所里取暖的小鍋爐,一直沒找到燒鍋爐的,都是干警們誰得空誰燒一把。所長一聽他的這個建議,頻頻點頭,好主意,就讓那個小偷燒七天鍋爐吧,算是行政拘留七日。
  
  三
  他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是夏花燦爛的季節。派出所不需要燒小鍋爐了,他被調到經偵處工作。
  經偵處辦的都是一些金融詐騙一類的案件,他在財校學到財會知識,這會兒倒是派上了用場,查看銀行流水、公司財務報表,輕車熟路,如魚得水。不過經濟案件波瀾不驚,與矢村、杜丘真刀真槍、驚天動地的追捕相去甚遠。他兢兢業業,踏實辦好每一件案件。這些不大不小的案件,雖說與心中的執念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每每看到犯罪嫌疑人被繩之以法,公私財物得到法律保護,他就覺得對得起這身警服。
  而在我看來,偵破的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更像一劑劑精神藥劑,安慰和調劑他的生活,讓他暫時把執念撂在一邊。追不追捕的,都是警察,他曾經這么說過。
  他已經請好假,準備去醫院照顧生病的父親。偏偏在辦公樓門口,碰上一對操著河南口音的中年夫婦,報案稱被騙價值五十多萬的閥門、法蘭等產品。五十萬元的案子,真心不是什么大案,屁大點事。但是處長協調幾個小組,都托詞手頭案子太忙分身無術,誰都不接這個案子。
  他心里明白,這兩口子一看就是沒錢的主,辦這個案子沒好處白忙乎,哪里有給大公司辦案好處多,又是提供辦案車輛,又是提供辦案經費。半年前,他和同事就辦了一起涉案金額一千五百萬元的大案,逮住了犯罪嫌疑人,及時查封公司賬戶,成功追回全部被騙資金。公司老板樂壞了,當即撥款三十萬元給處里作為獎勵。
  眼前,那對夫婦一臉焦慮地懇求,警察同志,俺求求你們給俺立案吧,幫俺討回貨款,那是俺們全部家當呀。說著就要跪下。他受不了這個場面,跟處長說,這案子我來辦吧。
  帶上兩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學生,開著處里的破桑塔納,白天跑銀行、跑公司,摸底排查。銀行沒有流水,公司大門緊閉,這實際都在他料想之中,沒有那個犯罪嫌疑人會等著警察上門的,或者在賬戶里留一大筆錢等著警察來凍結。
  夜幕降臨,像一只大手扯過一塊巨大的黑幕,罩住了白日里的綠樹紅花。他守在桑塔納里,死死盯著騙子的住所。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鬼影也沒見到一個。三個人在街頭匆匆吃了油條、豆腐腦,回到經偵處,辦好協查手續后,直奔電信公司。電信部門的電腦資料上顯示,昨晚蹲守的那個房子里的電話,當晚竟然有多次通話記錄。這可把他氣壞了,狡猾的狐貍把他們都耍了。
  出了電信大門,遠遠看見,一位交警正準備給停在路邊的桑塔納貼罰單。兩個小年輕的,邊跑邊喊,別貼罰單,警察辦案呢。他在后邊卻不急不慢,罰吧,才一百元,罰一千才好呢,不過是一個公安部門的錢交到另一個公安部門而已。他心里急的是那五十多萬貨款,抓不到騙子追不回錢款,那河南兩口子的日子怎么過?
  兩個月后,他和同事終于將犯罪嫌疑人,塞進了桑塔納后排座上。馬不停蹄地提審,發現這個家伙早早與妻子離了婚,財產全歸女方,自己無存款,名下無房產。案子告破,壞人被繩之以法,那對河南夫婦卻拿不回一分錢被騙錢款。現實就是這么殘酷,就像當天夜里的一場大雪,覆蓋了城市每個角落,白茫茫一片,誰知道雪下掩藏了什么樣的雜草敗葉。為這事,他郁悶了很長時間。
  我是在喝酒的時候,聽他說起這個故事的。說到這里,從來不喝酒的他,端起我面前的杯子,一盅白酒,一飲而盡。
  “媽的,真想拿警棍抽死那丫的。”他忿忿地罵道。
  
  四
  后來,我們都忙著教育孩子、過日子,所謂滾石上山、爬坡過坎,都挺忙的,相互聯系就少了許多。這個時候,我和他都步入中年,曾經的小王變成老王,四十歲出頭。也就是這時,他長得越來越像郁均劍了。
  偶然聽一位公安局的朋友說,老王競聘副處長時,遭遇潛規則,既沒請客,也沒送禮,最終副處長這朵“花”落到別人家里,小他兩歲的孫科長當上副處長。他不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好像心里某塊地方塌陷了,空寥寥的。沒過幾天,他主動要求調到看守所工作,圖個所謂眼不見心不煩。
  我是在一個下午,換乘好幾路公交車,費了很大的勁,才來到位于郊外的看守所。已經是深秋季節,灰蒙蒙的看守所孤零零地佇立在四周一片荒涼的莊稼地之間,看上去像一處頗具規模的古建筑群,沒有青燈古佛,只有高墻鐵網。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見老王一手一只啞鈴,正一上一下地舉著。我笑著問:“這是練三角肌,還是肱三頭肌?”
  “沒啥事,閑得慌,鍛煉鍛煉。”他邊說邊放下啞鈴,招呼我坐下。
  “哈,練不練都一樣嘛。這回,徹底不用像矢村、杜丘那樣去追去捕了,看守住別人追捕、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了。”我坐在沙發上調侃著。
  他沒回答我,將目光移向窗戶。窗外,夕陽余暉把遠處的山、近處的地,染得一片金紅。
  我知道,他心中的執念還沒放下。如同此刻窗外的景色,雖然馬上就要隱入夜色中,但這最后一抹金紅卻是那么耀眼,像一幅斑斕的油畫,留給人極為深刻的印象。
  我說,別發呆了,去喝一杯吧。蹭了老王同事的車,趕往城里,我打電話又約了幾個發小。人到中年,最大的特點就是越來越愛回憶,喝酒時總是喜歡聊小時候。我們說,回頭看看小時候,真的是太單純了,像矢村警長窮追不舍的追捕,像杜丘檢察長永不放棄的追尋,都是藝術形象,現實中的警察普通又尋常。
  他仍舊是不喝酒只喝茶。咽下一口菜,甕聲甕氣地跟我說,咱倆就是被影視作品中虛構的情節帶偏了,你跑偏在那些電影臺詞經久不忘,我跑偏在真的當了警察,卻沒有追捕任務。
  
  五
  時間飛逝。一過而立之年,就是不惑之年,如今眼瞅著奔向知天命的年齡。那天,老王突然在電話里跟我說,借調到公安部工作一段時間,收拾一下就要去北京了。
  我正在外地出差,來不及給他送行。聽他的意思,局領導覺得把一個業務能力較強的干警,放在看守所是一種人才浪費。恰好公安部要從我們這個副省級城市抽調干警,局領導決定讓他參與部里的專案組。專什么案?有沒有追捕?他一直是只字不提,守口如瓶。我也不問,在機關工作這么多年了,不該問的不問,這個規矩咱還是懂的。
  老王這一進京就是一年多,其間,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回家住上幾天,然后匆匆返回北京繼續工作,一直到專案組工作全部結束。部領導考慮再三,給他兩個選擇:一是留在公安部工作,組織出面辦理調轉手續;二是回地方工作,警種由他選擇,組織來安排。誰知道,他竟然選擇了“二”,到地方海關當了一名緝私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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