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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廠情深


  大連市沙河口區鞍山路65號,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地址。這里,曾經坐落一個百年老廠,我工作十五年的地方。青蔥歲月,工作生活,都印刻在往昔的廠房里,時光老舊,卻一往情深。
  一九八二年春,高中畢業的次年,十八歲的我懷揣夢想,考入當時響當當的國企——大連玻璃廠。就業這件事,多年以來都是民生關注的熱點。那時候,機關職員也就是公務員,在我們這個工業城市里,不如現在這么吃香,當然想去也不容易。最好的職業就是在經濟效益較好的國企,從事技術工作,比如鉗工、電工、車工等工種。記得,那回企業共計劃招工一百余人,報名參加考試的大約有一千多人。發榜那天,趕到企業俱樂部里,一眼看見貼在墻面的大紅紙上,我的名字排在第四。
  這下,可把我樂壞了。從今天起,咱就是國企職工了,從學子到工人,可以自食其力了,感覺就像小小鳥忽然化身展翅鯤鵬。嘴里哼唱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嘿,咱們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遮掩不住的興奮,明晃晃寫在臉上,而心頭則如萬馬奔騰、浪遏飛舟。青春比之暮年,身體里似乎多了某種可燃的因子,一遇明火,便可點燃,而且燃得熾烈。
  我甚至幻想進工廠后,可能從事的工作。會不會是鉗工?手拿各種工具,跟著師傅組裝、維修設備。會不會是車工?像小時候見過的“貮圓”鈔票上的師傅那樣,用卡尺精心測量,精益求精。最心儀的工種當然是電工,因為父親是造船廠的八級電工,一旦當上電工算不算子承父業?半個月的上崗前培訓結束了,我被分配到裝卸隊,成為一名裝卸工,工種歸類為“力工”。
  這種情形,擱在現在,估計又是理想與現實、豐滿與骨感的感慨了。但那個歲月里,似乎不會抒發這樣的感慨。不是說,心甘情愿從事臟累苦的工作,而是面對生活的挑戰,你無法退縮,只能敞開胸懷,迎接臟累苦。那時,父母離異,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弟弟共同生活,支撐家庭生活的,是母親一人微薄的工資。我不工作,身下還有兩個上學的弟弟,日子有多困難可想而知。
  沒有糾結,沒有焦慮,我義無反顧地走上裝卸工崗位。上班后居然還滿心歡喜,因為鉗工、車工、電工都要二三年不等的學徒期,每月只有十七元的學徒工資,而力工不用學徒,三個月試用期滿后,直接上崗,起步工資就是每月四十五元。此外,考慮到裝卸工出大力、吃得多,發給的“工種糧”也多,具體每月多少斤糧票記不住了,反正比其他工種多許多。兜里有錢有“糧”,心里不慌,臟累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下班后,洗個熱水澡,祛除一身疲憊,天高云淡,活力重現。
  錢是個好東西,糧票也是個好東西,尤其是肩扛手提混合著汗水賺來的,沒有理由不高興。若干年后,讀唐朝宰相張說的短文《錢本草》,他說錢這個東西,“善療饑,解困厄之患立驗。”誠如斯言。
  
  二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博激流,歷盡苦難癡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唱著劉歡的歌,看著電視劇《便衣警察》,我走上廠團委干事的崗位,成了一名“干部”,走進“白宮”工作。
  “白宮”不是宮殿,就是一座L型的七層大樓,因為外墻貼著奶白色的瓷磚,通體呈現白色,被工人們戲稱為“白宮”。除了比較形象,也暗含到這里工作就是脫離了艱苦崗位,算是藍領中的白領。工人們的語言就是這么風趣多彩,從廠長、書記到處長、干事都在這座大樓里辦公,確實是權力集中的地方,說是“白宮”,也貼點邊。過去人們常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實“白宮”在那個時候就是一干工人的向往之地,夢寐以求。
  初到團委工作,我擔任的文體干事。一個企業的共青團組織,一般是沒有經濟指標或者剛性工作要求的,除了組織工作、思想工作,大多是自行安排一些團員青年喜聞樂見的活動,這倒是頗有些“我的青春,我做主”的意思。那時流行跳交際舞,我們就在俱樂部里組織舞會,請來樂隊伴奏,有模有樣。后來,青工們不滿足這個層次了,就組織去工廠附近的舞廳“嘭喳喳”。實際上,我最樂意組織的是體育活動,比如排球、足球、乒乓球賽。時常組織廠內車間與車間之間的比賽,帶著一幫年輕人參加系統內廠與廠之間的比賽,我既是組織者,又是運動員,還客串裁判員,賽事頻頻,龍騰虎躍。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國女排第五次奪得世界冠軍。排球熱迅速掀起,我們不失時機地舉辦青年職工排球比賽。決賽那天真的是紅旗招展、人山人海,辦公樓的窗戶擠滿人頭,居高臨下看個真亮,賽場四周里三層外三層擠滿了人,近距離感受激烈的爭奪。正是午休時間,不少人端著飯盒,一口菜一口飯,遇到好球,忍不住大喝一聲,真的噴飯了。不要笑話這不雅的一瞬間,工人們都是這樣,從來不做作。也許就是受工人師傅們的影響,我后來在機關工作二十多年,領導或同事普遍的評價是真誠、不裝。自己知道,不管職級怎么升遷,西裝領帶有多瀟灑,我骨子里始終是工人。
  最近卡塔爾世界杯賽事正酣,每晚必看。這不正在看阿根廷對陣沙特,屏幕上阿根廷攻入一球,隊員相擁慶賀,我淡定地說:“越位。”果然,進球無效。轉眼,阿根廷又攻入一球,我笑:“還是越位。”裁判手勢很明確地指向球門前。隨后,阿根廷再入一球,這回我有點拿不準了,自言自語:“好像還是越位。”很快,VAR系統判定越位,進球無效。坐在一旁的妻子看著我說:“把你空投卡塔爾吧,你比VAR系統反應還快。”她哪里知道,我在廠團委工作時,無數次擔任足球比賽的邊裁,專盯越位好多年。
  那些年與工友們在一起,不管是打排球,還是踢足球,總是快樂無比。沒有名牌運動服,沒有正宗球鞋,都不妨礙快樂地打一場排球,或踢一場足球。按照工會相關規定,代表工廠參加比賽可以享有訓練和比賽補貼,不多,每天幾塊錢。訓練或者比賽結束時,大家隨意找個小酒館喝一杯。先由一人墊付飯錢,等補貼發下來,平攤后將各自的份錢還給墊款人。沒啥硬菜,都是家常小炒,酒是散白,熱辣得很。
  “王三,下半時那球,閉眼都能踢進去,你咋高射炮了?”在家排行老三的小王,笑而不語。
  “得了,還說人家,你那防守紙一樣薄,一捅就破。”守門員大李不屑地說道。
  “呵,你的意思是這場球沒輸,你大門把得好唄?”
  嘻嘻哈哈說笑中,舉杯,仰脖,滋溜一聲,接著深深地“哈”一聲,輸球贏球,你臭他孬,一二三五七,都在酒里,辣在喉頭,醇香心頭。
  
  三
  在老廠,我學會了吃苦耐勞,學會了做人做事。實際上,在企業里人與人之間很好相處,普遍的性格是率真樸實,有話說在當面,很少遇到兩面三刀的人。
  有一天,上午路過干部處,聽著屋里楊處長與老馮激烈爭吵。我想,這下倆人關系要鬧掰了。下班時,行政處的老李喊住我,打一鍋撲克再回家。我指著干部處說,湊不成局了,楊處和老馮吵翻天了。老李問,啥時候的事?我說今天上午。老李笑了,沒事,現在都傍晚了,倆人指定和好了。果然,老李一喊打牌,他倆屁顛屁顛地跑來,倆人一幫,密切配合,有說有笑。那時的企業干部就這樣,為工作上的事,可以爭吵,可以拍桌子,甚至可以罵娘,但不傷感情,哪說哪了。
  說起打牌,那時還經常打麻將。一到午休時間,趕緊跑到食堂打飯,再一溜小跑回辦公室,一邊吃飯,一邊出著“幺雞”“三餅”的,就為能多打兩圈,真是分秒必爭。吳副處長是位女同志,愛人罹患胰腺癌,但她對工作一絲不茍,對生活也充滿希望,天生樂天派。她特別愛打麻將,又牌技不精,幾乎每次都輸。打完麻將,她還要記賬,把每個人的輸贏記在出勤簿上。年底,她拿著算盤,對著“出勤簿”加加減減,一聲驚叫,哎呀媽呀,今年我輸了一件羊絨大衣。
  打牌認真,工作也認真。記得有一次,企業普調工資,當月各個車間的薪水合計與應支付少了六分錢。差在哪里?吳處長帶著我們幾個,對全廠五千多人的工資逐個復核,算盤、計算器一起上陣,最終找到六分錢的差頭,這時都是晚上七點多了。吳處長快人快語,小朱打麻將最近常贏,請我們吃飯吧。于是,我們聚在飯店里,吃著喝著,說笑著。
  后來,我到機關工作。一段時間里,不那么適應機關的氛圍。人人和和氣氣,卻個個謹言慎行,把我這個老廠出來的人,憋得只喘粗氣,常常是一拳打在棉花垛上的感覺。前兩天,機關工會組織去旅順太陽溝參觀。回來后,我寫了篇散文《靜靜的太陽溝》發表在“江山文學網”上。我把此文轉發機關工會群,一百多號人,竟然無一人回應。反倒是一個個私下里微信單聊,贊譽有加。原因很簡單,在群里點贊有拍領導馬屁的嫌疑。其實,我差三個月就退休了,無職無權的一個小老頭,能拍出啥屁來?
  每當這時,我便懷想在老廠工作的日子。師傅們或者工友們會毫不掩飾地說,你的文章真棒,也會直言不諱地說,你的文章里還有倆錯別字。
  
  四
  因為文筆尚好,有一段時間,我被抽調到臨時組建的工作小組,從事廠史編撰工作。每日里守在檔案室,翻閱那些泛黃了的卷宗,尋找老廠的前世蹤跡。
  老廠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最初是由日本人建立的,名叫旭硝子株式會社。大連解放后,收歸國有,更名為“大連玻璃廠”,主要生產經營平板玻璃,老百姓說話,就是窗戶玻璃。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以及以后很長一段計劃經濟中,老廠煥發青春,為祖國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后,大興土木,玻璃作為建筑材料,銷售看好,企業效益蒸蒸日上。企業選定了廠徽、編寫廠歌,還統一制發了新款工作服,一派欣欣向榮。尤其是福利待遇、工資獎金,真的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但也有煩心事,就是面臨招工難的問題。因為高溫艱苦崗位居多,城里的孩子不肯再吃這樣的苦,不會像我當年那樣當個裝卸工,還豪情滿懷。我們就把目光放到當時經濟相對落后的老區,山東臨沂市農村成了招工地之一。企業蓋了一座大樓,作為農民工宿舍,每天早上和下午發一趟班車,保證農民工通勤。
  有一次,一名來自臨沂農村的工人決定不在工廠工作了。這原本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他臨走時竟然把同寢室其他人的衣物、用品偷走了。保衛處的同志非常惱火,執意要“繩之以法”,遂決定赴其老家“緝拿”。這批工人是我在勞資處工作時招來的,保衛處便讓我一起去,為他們帶路。車馬勞頓,終于來到大山溝里,走到一座土房子前,我們一眼看到門窗上掛著塑料布,沒有一塊玻璃。說實話,我們廠但凡是上級來檢查衛生時,從來沒有擦玻璃的習慣,直接砸碎舊玻璃換成新玻璃。現在作為玻璃廠的職工,家中門窗沒有玻璃,我們內心一陣糾結。
  一位老太太,大概是那名青工的母親,看見我們有些吃驚。當聽說我們是大連玻璃廠的干部時,連聲問是不是孩子惹事了?保衛處張科長反應迅速,告訴老太太,我們是受企業委托來職工老家走訪慰問的。邊說邊從兜里掏出五十元錢,遞給老太太,說是廠里給的。
  那天晚上,我們幾人在縣城里一家羊湯館喝酒,喝了好多酒,每個人都醉了。
  
  五
  從十八歲到三十四歲,我一直在大連玻璃廠工作。做過裝卸工,開過龍門吊,當過團總支書記,從事過共青團、黨務、銷售、勞資等工作,而且還在這里收獲了愛情。那個穿著略顯肥大的卡工作服的白凈女孩,后來成了我的妻子。
  這是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但于我而言卻錯得美麗。桑大姐的爽快、利落在全廠是出了名的,當團委書記跟她說有一團干部喜歡你們車間的一位姑娘,你給搭個橋、牽個線時,她連名字都沒問一下,想當然地認定這人是我,就去抓落實。在她的撮合安排下,第二天我和這位姑娘見面約會,開啟“若非月下即花前”的時光。就這樣,我和那位姑娘將錯就錯,錯成一段姻緣,錯成一生一世的情分。
  那時候,工廠大而全,俱樂部、衛生所、幼兒園,什么都有。所以當我們的女兒出生后,也就送到工廠的幼兒園了。我們一家子有四人“工作”在老廠,岳父在玻璃棉車間,妻子在六級窯分廠,我當時在團委,女兒在大玻幼兒園。家離工廠很近,我們兩口子用童車推著女兒,邊說話邊向工廠走去,不時會有騎著自行車從后面趕上來的工友,按按車鈴,互相打個招呼,平淡而又和諧。
  一家人有好幾口在一個單位工作,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現象。有的是“接班”進廠的,有的是企業興辦大集體、小集體分廠時,在職工家屬中招聘進廠的。所以,經常這樣介紹某人,老李師傅的兒子,或者老張師傅的閨女。那時有個詞叫“愛廠如家”,一家人都在廠里,其樂融融,能不愛廠如家嗎?
  一九九六年,妻子調離了大連玻璃廠,第二年我也離開了老廠,女兒就近在家附近的教師幼兒園上大班,結束了一家三口都去老廠“上班”的生活。
  
  六
  說不清什么原因,只能歸之于體制問題了。這樣一座百年老廠,在經歷了改制、搬遷改造之后,仍然沒有逃脫掉“黃”了的命運。
  鞍山路65號,現在成了一個很漂亮的居住小區,叫做麗景春天。這個小區離我居住的地方很近,每當路過這里的時候,都會目不轉睛地看著那樓和那路,仿佛要看穿那樓、那路,看到曾經的熔窯、煙囪,看到曾經坐落在這里的老廠,看到我的青春,我的愛情,我的酸甜苦辣咸。
  工廠“黃”了,工人們只能下崗再就業。自我離開工廠以后,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如果不是刻意回工廠看看,是很難見到過去的工友。現在,工友們下崗后,有的開出租車,有的經營服裝,也有的做餐飲。這下到好,不定什么時候、什么場合就能碰上個工友。每當這時,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叫一聲師傅。
  每一聲師傅,都是歲月沉淀下來的真摯情感,都是對老廠不能忘卻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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