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羅斯友人

米倆,是哈爾濱南崗秋林公司最普通的一名底層員工——勤雜工人。
  1953年,我國從蘇聯手中,接收(有償)了東北各地的秋林公司。當時,南崗秋林崗上包括米倆在內,仍有很多俄僑員工。我和米倆相識,還是緣于一次秋林員工住宅的大搬遷……
  秋林后大門在阿什河街上,隔街對面就是員工家屬住宅大院,這里環境幽靜,住房條件也比較優越。秋林經理及中層管理人員都住在這一大院里。我大姐夫時任秋林后勤主管,所以,大姐家也在這里居住。
  1956年,秋林系統管理體制變革,撤銷了總公司,各分公司均歸當地政府管理。歸地方不久,南崗秋林的家屬大院,就被省有關部門征用了,大院內的住戶全部遷出,就近入住到秋林的后樓里。這是一棟帶地下室的二層樓,共有兩個棟口,樓外靠人行道有一排木柵欄,樓體和柵欄間形成一條狹長的小院。負擔這棟樓里里外外衛生工作的人,就是勤雜工——米倆。
  米倆50多歲,雖然白種人不顯老,且看那滿臉的皺紋,駝起的背,粗糙的雙手,就充份清晰地顯露出歲月遺留下的滄桑。他的衣著也是很隨意,上衣總是一件陳舊得看不出本色的西裝,頭上壓著一頂鴨舌帽,帽遮早己變得軟塌塌的了。
  米倆家就住在這棟樓的地下室里,在外人看來守家在地的,活計由自己安排,干多干少也沒人監督檢查,這可是一份輕松自由的工作崗位。
  當年,我上中學的學校就在南崗,每天放學后幾乎都要去大姐家,每次都能看見米倆樓上樓下忙碌的身影,不是忙于清掃,就是忙于擦拭。他可不是一塊抹布擦到底,而是隨手拎著一個“維達羅”(俄式水桶),不斷清洗著抹布。對比較臟的地方,他反復地擦,直至干凈透亮方肯住手。有人曾用四句話,來評價這里的公共衛生:金屬閃亮;木器露紋;玻璃透明;石階見光。可見米倆工作認真負責,細致周到是得到人們認可和稱道的。
  每天忙著這些活計還不算,他又為自己添加一份新活。每到傍晚時分,他又拎著個碩大的鐵水壺,開始為各家各戶送上開水。人們都十分感動地接受了,這份及時送到的開水,感嘆“米倆真是服務到家了!”
  米倆是個少言寡語的人,除了和鄰里們打打招呼外,整日里總是默默地忙活著,即使他的同族人,不論是西裝革履的男人,還是濃妝艷抹的女人,相見形同陌路。一開始我以為這是他的性格使然,待我倆相識后發現,他其實是個極愿聊天,又愿和人交往的人。這期間,我還發現了他的一個秘密,米倆竟能說一些簡單的漢語。他看到我吃驚的樣子,狡黠的笑了,還頗有些得意。他告訴我,自小是在中國孩子堆里長大的,鄰居們大多都是關里一些省的移民,他雖學會一些漢語,外人聽了都說是南腔北調,長大以后怕人笑話,就很少說漢語了,到后來竟深藏不露。米倆的自尊心極強,凡是瞧不起他的人,不論是哪國人,見面他連一句話也沒有。他說認識我后,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認為我是個很不錯的小伙子,對人熱情,又有禮貌,也很尊重他。聽了米倆的話,我才恍然大悟,他為什么愿意和我聊天。
  其實我對他并沒做什么,剛開始僅僅是點頭之交,遇到他雙手拿著工具,我會主動為他打開棟口上厚重的木門,“斯巴細巴!”米倆也總是客氣的用俄語道謝,再相見時,他總是離老遠就打招呼,“多拉斯氣(俄語你好)!”也不知從何時開始,這些話語他竟開始用漢語表達了,聲調確實有些怪怪的,但我能聽明白,也深感親切。就這樣,我們倆越來越熱絡了起來。縱然我們之間種族不同,信仰不同,習俗不同,年齡不同,但從未影響我們從此成為忘年交。
  一天,我帶大外甥小濱、二外甥小華在小院中玩耍。米倆手拿工具從一個棟口走出來,他見我坐在長椅上,也在我旁邊坐了下來。看著在小院里跑來跑去的兩個小外甥,他目光滿滿的慈愛:“真可愛呀,兩個孩子都那么漂亮!”他又摟過剛會走路的二外甥小華,仔細地端量著,“是的,真像俄羅斯小孩!”連米倆都這樣認為,難怪有人叫二外甥為“小毛子”。
  米倆老兩口無兒無女,這是他一生的憾事。他們非常喜歡大樓里的孩子們。每遇到一些半大小子淘氣,在走廊里或小院中打鬧,亂扔東西時,他從不惱怒,連重話都不會說一句,總是默默地清掃干凈。靠大直街的那個棟口的樓上,是秋林的幼兒園,如遇到門敞開的時候,他會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兒,站在門口,瞧著里面兒童做各種游戲,或唱歌,或跳舞。米倆整日里嚴肅的面孔,這時,也不由自主的綻放出溫柔的笑容。
  米倆告訴我,當年他比我二外甥小華還小,是媽媽抱著他來到了“哈拉濱”(不知為什么在我接觸到的俄僑都這樣稱呼哈爾濱,米倆竟也不例外)。米倆回憶說,他的父母辛勞了一輩子,父親給人家趕過馬車,送過牛奶,也趕過拉客的“斗子車”(早年間馬拉的“斗子車”一度是哈埠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時生活雖然很艱難,但父母從沒讓他受過半點苦。“他們很愛我,很愛我......”米倆喃喃地叨念著,這時他一定是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有些渾濁的眼神閃現出一絲柔和的光,回憶幸福溫馨的童年,猶如飲了一杯醇香的美酒,讓他陶醉了。不幸的是,沒等米倆成家,他父母都過世了,先后都安葬在極樂寺附近的東正教墓地,也就是房間通常說的“毛子墳”。
  我認真聽了米倆的回憶,很是令人同情和感動。我不由得想起在一本書中看到的一段話——“天下勞苦大眾是一家人!”原來米倆也是個窮苦家庭出身的人,我們之間有諸多不同,但有個相同的身份——無產階級,這讓我對他的情感進一步加深了。
  米倆信仰東正教,也是個虔誠的教徒。他不僅按時去教堂做禮拜,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嚴格的遵照著教義。就說吸煙吧,米倆原本是個煙癮很大的“癮君子”,可是,他總是在樓外吸完煙才進屋;老兩口在家里從沒大聲說過話,就連吵架也從沒大聲嚷嚷過。我倆交往后才知道,東正教是嚴禁在供奉圣像的地方吸煙的,更不允許大聲吵嚷、罵人、說臟話......
  米倆家門旁在一處很顯眼的墻上,恭恭敬敬的懸掛著一幅圣象,為了保持圣象周邊環境的清凈,老兩口隔三差五就要徹底清掃一次衛生,就連犄角旮旯也從未放過。雖然他家只有一個房間,但一年四季房內總是保持著干凈利索。
  一個星期天我去大姐家,剛打開臨街的柵欄門,就遇見米倆老兩口從樓里出來,二人像過節一樣,打扮得光鮮亮麗,尤其和平日里判若兩人的米倆,剛刮的面孔閃著光,一身很新的西裝,規規整整的打著領帶,腳上蹬著湛亮的皮鞋,就連略顯彎曲的亞麻色的頭發,也梳理得一絲不亂。看起來,今天他顯得格外年輕,真像個“新郎官”。“真漂亮呀!”我不由得驚呼道,并向他豎起了大拇指,米倆呲著牙嘿嘿地笑了起來,笑得很開心。
  “當當當......”教堂的鐘聲又一陣響起,余音在空中蕩漾開來。我指著教堂方向,并在額前點了一下,示意他們是去做禮拜。就在我們要錯肩而過時,我的胳膊突然被米倆拉住了,只見他緊緊的捏著三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在我眼前晃著,讓我看他是怎樣劃十字的,直到看我明白了,他才滿意的離開。看到他神態十分認真的樣子,似乎想讓我也成為一個東正教徒,我不禁啞然失笑。回到家里,我還把這事兒當成一個笑話講了,沒料想竟受到爸爸的責備,他認為我太“少不更事”了,爸爸的觀點是:信不信沒關系,但在信教人面前不要亂講話,更不能有不敬的舉動。爸爸的告誡我了然于心,從此以后,凡是涉及到東正教的言談舉止我都特別的注意。
  哈爾濱的秋天是金色的,凋零的枯葉到處飄落,但米倆負責的小院總是干干凈凈的,因為他每天都清掃數遍。一天放學歸來,一拐彎就看見米倆,弓著腰在清掃落葉。不知這是掃第幾遍了,我走近對他說,不用總掃了,每天清掃一次就可以了。
  “掃一回少一回了!”米倆長長地嘆了口氣對我說。
  我立時感到他情緒有些低落,忙問這是怎么了。他低聲神情頗為憂郁地告訴我,他已決定移民,要離開哈爾濱了。對米倆這個決定我并不感到突然,因為從50年代中期開始,南崗秋林的俄僑員工就開始移民了,大多數都是到西方國家。大姐家的窗臺上經常增添盆花,那都是俄僑“瑪達姆”(對俄僑婦女的稱呼)臨走時送來的。至于米倆老兩口,因經濟實力所限,我想他家肯定是回蘇聯了。
  “涅,涅!”沒想到當我這樣問他的時候,他竟然頭搖的像個“撥浪鼓”似的,并連連擺動著雙手,一時急得紅頭漲臉,并用俄語說著“不”。
  “那你家去哪里呢?”我十分不解地問他。
  米倆沒有急于回我的問話,竟要我拿出地圖冊給他,他找到蘇聯地圖,并按住一個地方讓我看,那是莫斯科以南,頓河流域的地方。他神情激動的對我說,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米倆連著說了好幾個“爸爸”,我算了算,至少是從他太爺爺那輩。全家被迫移居到“阿穆爾河”(黑龍江)下游,一個亙古荒原的地方安了家。米倆說的這段家族遷居史,也是侵略成性的沙皇擴張史。19世紀中葉,沙皇用血腥的手段,在遠東地區攫取大片土地后,又用殘酷的手段驅使大批農民和農奴前往農墾鎮守。幾十年過去了,那里仍然極其荒涼,物資嚴重匱乏,連“列巴”(面包)都吃不飽,氣候又奇冷,再加上連年鬧災荒,米倆父母不得不再次背井離鄉,逃難來到“哈拉濱”。說到這里,他搖搖頭嘆了口氣,“沒想到,我這輩子又要移民了!”他早就聽說了,凡是返回蘇聯的,都要被送到他父母逃離的那個地方,所以,他揮著手決絕地說,“說啥也不回到那個,可怕的地方了!”
  “那你家打算去哪里呢?”我不無擔心的又問他。
  米倆又打開世界地圖,指點著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這幾個地方告訴我,他正在挑選呢,但當前還沒做最后的決定。他說不管去哪個國家,他決不會忘記“哈拉濱”,對他來說這里就是他的故鄉。
  聽了米倆的一席話,讓我很是感動。我想他心身里不僅流淌著頓河的血脈(我猜想米倆十有八九是頓河哥薩哥的后代),同時也凝結著松花江的情結。
  但是從這之后,米倆移民的事卻無聲無息了。每天他仍按部就班的干著活,只不過比往常顯得有些心事重重,心神有時甚至出現恍惚。我以為,他一定是在選擇定居國上遇到了難題,看來何時離開哈爾濱,一時半會兒也定不下來!
  轉年就是58年了,在我的人生中這是關鍵的一年,也是最忙碌的一年。忙著畢業考試;忙著找工作;忙著辦入職各種手續;忙著去外省學習,一切都是在匆忙中進行。所以,當我臨離開哈爾濱時,都沒來得及向親朋好友們去辭行。
  再回哈爾濱,已是放假回家過春節時。米倆老兩口已于秋季移居到澳大利亞了。在大姐和鄰里們那里,我聽到了一些有關米倆的事情:臨走前,他把樓里樓外又徹底的清理了一遍,并給各家灌滿了開水,借機挨家逐戶的去辭行。到了臨走那天,樓里大人孩子都紛紛出來送行,米倆神情激動得眼圈都紅了,人們感嘆一個外國大男人竟如此動情,鄰里們為此,叨念了好久......
  大姐告訴我,米倆曾找過我,聽說我參加了工作,并被派到外省去學習,他聽到后顯得很高興,口中還不斷地叨咕著:“長大了,很有出息!”
  臨走的頭一天,他還特地去告訴我大姐,他家要落腳的地點,再三叮囑,如果有機會出國去澳大利亞,讓我一定去找他。
  米倆移民是早晚的事,這也在我意料之中的,我也清楚,生活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相遇或離別。但每當在樓里樓外,再也看不到米倆的身影時,我的心境里總要涌起一陣陣空落落的滋味。
  60年代初,單位組織春游,地點是離市區較遠的文化公園。到那一看,有人驚呼起來:“這不是‘毛子墳’嗎?”原來,這里曾是東正教的墓地,58年,政府把墳墓都遷走了,開辟成供廣大市民消閑的大型公園。園內至今還保留著當年的教堂、鐘樓、懺悔亭等建筑物,在教堂的前側方,還遺留有一片墓碑,碑身都不太高,也都很完好,字跡仍很清晰。看到這些墓碑我猛地想起,米倆父母不都安葬在這里嗎?我信步走進碑群,想找找看。雖然我不懂俄文,但拼個姓名還是可以的。然而關鍵時刻掉鏈子了,絞盡腦汁也沒想起來米倆家的姓氏,真是令人郁悶!當初為啥不把姓氏名誰記載下來?我深深懊悔不已。
  春游過后,我開始查找資料,想順著“米倆”這一愛稱的線索去搜尋他家的姓氏。結果姓氏仍沒查到,卻查出“米倆”這一愛稱的準確稱謂——應為米利亞,和正式名字——埃米利,如果按中國人的習俗,“米利亞”是小名,“埃米利”是大名。
  多少年以來,我和鄰里們,每每都一直熱情地叫他一聲“米倆”,若讓我改成米利亞,還真有些不習慣,甚至還有些陌生感。所以,至今我仍堅守“米倆”這一稱謂,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同喝松花江水長大的“老鄉”,他是我記憶中永遠的“米倆”......
  米倆在有生之年,終于完成了家族史上的第三次移民。人終究都會老去,他也將永遠看不到變化了的哈爾濱,但我深信,當米倆辭別這個世界之際,他的內心深處,必定會永遠珍藏著一個,他深深愛著的“哈拉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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