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故鄉遠行

“老爺，他扯謊！非講不欠我的錢，明明還欠兩千七百多啊！我有證人的。我討了六年，討他罵，討他打……”
　　他聲音大，語速又快，像一梭梭呼嘯而來的子彈。他說他叫光宗，光宗耀祖的光宗，過去四處幫人放鴨子，經常路過牌樓，熟悉我父親，“你老子是個能人唉！那么大一個窯場，十幾個人都忙不過來，我還去打過零工……”我有些疑惑——父親辦窯場是很久遠的往事了，遠到已經沒人再提，遠到我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記憶。
　　“老爺，派出所給我電話了，要我去錄口供。他欠我的錢，我還不能討啊？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呢！”
　　“老爺，派出所把我燒鍋的拷走了，打也不打，問也不問，就那么銬著，拷到半夜才放來家，屎尿都在褲襠里，臭子不能聞。”
　　“老爺，他一大早就來堵我的門，說我壞他名譽。我燒鍋地跪下來磕頭，是真磕頭唉，許多人望子，都不照！難不成要把我逼死啊？”
　　……
　　三天時間，他給我打了十一個電話，在家門口打，在田畈里打，在稻場上打。他翻來覆去地訴苦，低聲下氣地，求我幫他追討十幾年前的一筆欠賬，如今，對方不僅賴賬，還電話威脅，上門恫嚇……我含糊其辭地應著，這樣的事情，其實我幫不上忙。鄉村社會有自己的運轉法則，兩個人一旦鬧僵，往往就是死結，沒有鄉村生活經驗的人，是很難解開的。
　　作為一種職業，“放鴨人”曾短暫興盛于20世紀80年代。和逐花而居的養蜂人一樣，放鴨人每年也有大半年時間流浪在外，從暮春到初冬，出發時春風滿面，歸來時滿面塵霜。民諺說：“世間三樣苦，打鐵撐船磨豆腐”，打鐵撐船磨豆腐我都見過，都是苦力活，放鴨不需要這樣的苦力，只是常年居無定所，風餐露宿，其苦異于常人。
　　我見過不少放鴨人，一張張飽經滄桑的臉，卑微的笑容，水波一樣漾滿每一道皺褶。我記得他們在白蕩湖上奮力撐篙的樣子，叼著煙，憋著氣，手臂上青筋鼓脹。記得他們在灘涂上套著大水衩，一只腳吃力地抽出來，另一只腳吃力地踩下去，放開喉嚨喊，“唷—哦———，唷—哦——”，短一聲，長一聲，四散開來的鴨子張開翅膀，嘎嘎嘎，嘎嘎嘎，一路跌跌撞撞……鐵打的營盤流水地放鴨人，我無法確認誰是“光宗”。光宗開口閉口喊我“老爺”——老小老小，“老爺”其實是“小爺”的意思——在父親窯場干過活的人最起碼也有六十歲了，他如此低三下四，讓我惴惴不安。那個黃昏，當又一次接到他的電話時，我只好實話實說，表示自己幫不上忙，“哦……哦……那怎么辦啊？老爺，那怎么辦啊？……”他的聲音漸漸弱下去，最后成了低低的啜泣，若有若無，像晦暗的山林慢慢墜落一粒水滴。我不知所措，這樣的啜泣，我只在葬禮上聽到過，太揪心了！深重的絕望撲面而來，令我幾近窒息。
　　大約三分鐘之后，他終于緩了過來，響亮地擤著鼻涕，接著是“嘟”的一聲，電話斷了。那一刻我很后悔，我應該給他指一條路的，至少讓他葆有一線希望。他不識字，不會發短信，沒有QQ，沒有微信，閉塞而卑微的生活，匍匐在塵埃里。面對滾滾而來的世俗力量，他束手無策，又孤立無援，像一個被母親拋棄在鬧市里的孩子。他在即將溺水的時刻抓住了一根稻草，但這根稻草只是打了個漩渦，便掙脫了，又順流而下。
　　他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這個我沒有任何印象，或許也從未見過的老人，將如何面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他無助的啜泣讓我相信，如果沒有援手，他日后的處境將會異常艱難。
　　在他眼里，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我不知道。
　　2014年初夏，我在北京出差，約好某天下午和雙強見見面。雙強小我十歲，大學畢業之后闖蕩北京，是迄今為止第一個在首都工作的牌樓人，“上下班都要經過天安門”“一個月工資一兩萬”“經常坐飛機，四處跑”……牌樓人津津樂道。人不可貌相，“雙強”諧音“雙搶”，那個“雙搶時掉在稻田里的貓一樣大的孩子”已經出息了！那天下午，當我興沖沖趕到那幢菱形的寫字樓，雙強忽然發來短信說，“老爺，我臨時要出去一趟，對不起啊！”我回復說，“皇城根下，居大不易！你忙你的，我沒什么事，等你下班。”下班時間尚早，我在大柵欄周邊閑逛，直到暮色四合，四面八方的人流潮水一樣涌進大柵欄。我有些焦慮，忍不住撥通了他的電話，“我還在外面，一時半會還結束不了。老爺，要不我們下一次……”我雖然有些失望，但也只能提醒他注意勞逸結合，不要過分透支身體，他在電話里連聲稱謝，一再表示“下一次”。
　　誰能想到呢？就在我不知何去何從，沮喪地走向地鐵站時，忽然看到了雙強！他左顧右盼著走出那幢菱形的寫字樓，又左顧右盼著穿過馬路，最后一滴水一樣，急匆匆地，在夜色里消失了。
　　他矮而瘦，小碎步，大幅度甩手，從背后看，像一只逃跑的猿猴。
　　我愣住了！原來，他并不是忙，而是不想見我，又不便直說，盡管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面了。他是怕我找他辦事，還是準備和過去徹底告別，從牌樓連根拔起呢？
　　沒有人能從牌樓連根拔起。墳山岑寂，祖宗牌位還在廢棄的老屋里，這是誰也不能丟，不敢丟，也丟不掉的。臘月里，遠走他鄉的人總會背著大包，拎著小包，風塵仆仆地趕回來，一手推開蛛網密結的木門，一腳踏進黃葉漫卷的院子。歲月走失了，老井還在，歸鄉的人掀起厚重的井蓋，提水（冰涼徹骨的井水），生火（溫暖的火焰，綢布一般慢慢騰起來），刷鍋（鍋底長滿了一層厚厚的鐵銹），洗碗（粗糲的藍邊碗，釉面宛如屋頂上的月光），擦桌子（幾寸厚的灰塵）……熱騰騰的生活撲面而來，一年的疲倦忽然消失了，歸鄉的人慢慢淌下了熱。
　　父親經常告誡我說，“打斷骨頭連著筋，別忘了你是牌樓人。”牌樓埋著我的胞衣，我怎么會忘呢？我在牌樓生活了十九年，這粗茶淡飯的十九年鑄就了我生命的底色，永生不會磨滅。漂泊多年，我時常想起白蕩湖，雨天白浪洶涌，晴天碧波蕩漾，長長的堤岸像一把彎弓，健壯的水牯搖著粗黑的尾巴，埋著頭，呼呲呼呲地啃草。時常想起水草豐茂的小圩，蔓生的雞頭米、軟糯的野菱角，這兒時的恩物，味蕾上的鄉愁，如今已是珍饈。溝渠里的綠菖蒲劍一樣挺立，紅蜻蜓張開透明的翅膀，鼓突的眼珠滴溜溜轉，像一個初次登臺緊張到忘詞的歌女。時常想起碧綠的田疇，雨煙濛濛，秧田里的白鷺拎著長長的小腳，機警地覓食，鄉村教師一樣優雅地散步。時常想起那些幽涼的夜晚，蒼穹深遠，星落滿身，蛙鼓聲聲里，失眠的螢火蟲捧著小小的燈盞，在田疇里四處漫游……誰能決然地拋棄自己的籍貫，斬斷和家鄉之間的一切聯系呢？我做不到，也無法想象。
　　那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十一天，一直沒有見到雙強，他也沒有給我打電話。
　　如今，幾年過去了，雙強成了一只越飛越遠的風箏，慢慢淡出了親友們的視線。沒有人再議論他光鮮的工作和體面的收入，那個“雙搶時掉在稻田里的貓一樣的孩子”，以一種近乎決絕的方式拋棄了家鄉。流動的鄉村自有其倫理，雙強突破了牌樓人的倫理底線，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憐他年邁的雙親，泄氣的皮球一樣迅速癟了下去。
　　雙強母親個子矮，脾氣好，總是笑瞇瞇的。她很會做菜，經常掌勺村里的紅白喜事。我吃過她做的麻婆豆腐，香噴噴的，真下飯！雙強父親是個熱心人，農閑時，常看到他蹲在屋檐下，戴著一副斷腿的黑框眼鏡，埋著頭，義務幫鄉親們補鍋，修傘，磨剪子。他是鄉村社會傳統意義上的“能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小修小補，很少有他不會的。孩童時代，我喜歡蹲在他旁邊，一面看他勞作，一面纏著他說“女鬼”。他說故事的能力不輸鼓書藝人，一到緊張處，慢慢站起來，瞪大眼睛，雙手握拳，仿佛真有一個女鬼站在他前面，片刻之后，又“噗呲”一聲笑了，松開拳頭，松松垮垮地蹲下去……他是牌樓為數不多的幾個“進房人”之一，村里無論誰老了，入殮，舉棺，安葬，燒靈屋，這些必不可少的儀式，他從不缺席。雙強一去不返之后，他漸漸冷了下來，總是懶洋洋的，一副大病初愈的樣子。晚年他愈發深居簡出，既不再幫人修補，也不再替人進房，拋頭露面的，是他白發蒼蒼的老妻——這個忍辱負重的老人是牌樓最長壽的老人之一，之前，她從未在鄉親們面前夸耀過兒子，之后，她也沒有數落過兒子半句不是。
　　他的晚年，和我父親的晚年大體相似。在牌樓人眼里，我和雙強一樣忘恩負義，只不過我從未失聯，清明和冬至這兩個重要的日子，我總是風雨無阻，回牌樓祭祀。祭祀既是生死之間的一種儀式，也是血脈源流的一種維系。人生多寒露，我們要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這些年，拐彎抹角找我辦事的老家人，一直沒有斷過，一開始是上大學，找工作，現在主要是求醫。
　　2015年，桂生的兒子高考落榜，我建議復讀，桂生拒絕了，“他不是那塊料哦，跟我一號的，豬腦子……”桂生和我從小玩到大，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桂生高中畢業之后外出打工，走南闖北，吃了不少苦，印象最深的，是他睡了一年多涵洞，有一次半夜醒來，身下硬硬的，壓著一條蛇，已經被他壓死了。他起早貪黑地販蔬菜，賣水果，肩挑手扛，風雨無阻，每天來回奔波四十多里。他處對象了，“吹爺”家的小女兒，在破罡街上做裁縫，“扎個大辮子，愛笑，小虎牙露出來，不曉得多白。”他推倒了父親的老房子，重新蓋，樓上樓下修了兩個衛生間、兩個浴室，臥室里裝著空調，屋頂上掛著太陽能熱水器，里里外外花了四十七萬元，即便是在今天的牌樓，這樣的裝修也近乎奢侈。他結婚了，育有一兒一女，女兒叫春蕾，兒子叫什么好呢？他拿不定主意，半夜三更給我打電話……桂生知道我寫作，卻從不避諱自己的隱私，三十多年來，我分享了他的一點一滴，有時為他高興，有時替他揪心。我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看重那種簡單而純粹的友情。桂生也是。他沒有向我借過一分錢，也沒有托我辦過一件事。他是有過難處的，四面楚歌，卻沒有和我開口，“你這是見外啊……”他笑而不語，好半天之后才慢騰騰地說，“找你的人那么多，不講一百個，五十個有了吧？旁人不知道，我還不知道嘛。”這是貼心話了，握著桂生的手，我眼窩一熱。這一次，他鄭重其事地開口了——“我兒子就是你兒子，你想想辦法，需要多少錢，你講就是了。客氣話，我倆不講了啊！”——三十多年來第一次開口，我無法拒絕。然而，高招工作很透明，從高分到低分，這不是錢能解決的事情。桂生當然也知道一些原則，但他對我的辦事能力寄予了不切實際的信任，他勝券在握，信心滿滿地等著我的好消息。三十多年的深情厚誼讓他篤信，他開口了，我一定會想辦法的。
　　我確實想了不少辦法，結果自然是四處碰壁。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寢食難安，不知道該如何答復桂生。桂生希望兒子能像我一樣體體面面地離開牌樓，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該怎么說，才能讓他接受現實，不生一絲芥蒂呢？
　　“你打算怎么搞啊，沒法子想吧？”父親比我還要焦慮，牌樓人已經在議論，桂生的小兒子要到合肥上大學了……我苦笑，父親知道我沒有辦法，又說，“桂生和你不外，你實話實說就是喏！”我也只能實話實說，電話那頭，桂生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真沒法子想啊？”
　　“真沒法子想，能想的法子我都想過了。”
　　“真沒法子就隨他去了，謝你費心啊！”
　　“桂生，你和我還說這話！”
　　“給你添麻煩了！”
　　“桂生，你這是見外了啊！”
　　“……”
　　“桂生，再復讀一年吧？”
　　“……”
　　桂生欲言又止，掛斷了電話。他是想說什么的，又為什么不說呢？更令我訝異的是，他求爺爺告奶奶，最后把兒子送進了合肥的一所民辦電腦學校，牌樓人以為是我出的力，問桂生，他笑而不語，一直沒有否認。他不止一次來過合肥，每次都悄無聲息地來，又悄無聲息地走。
　　事后我聯系桂生，他總是淡淡的，我說，他聽，我問，他說，寥寥數語。2017年正月，我給桂生打電話，說，“明天中午你要是沒事，搞個生腐突爐子鍋，我來找你喝酒啊！”他笑呵呵地應著，說，好好好。第二天上午，當我興沖沖地趕到牌樓，卻見他家的鐵門上掛著一把鎖。“桂生不知道你回來吧？”澆水歸來的拐棗大嬸有些意外，“今天一大早，夫妻兩個就走了，說是去看外甥女兒……”我有些尷尬，桂生不愿意見我，說明他心結還沒有打開，不愿意和我當面和解。拐棗大嬸留我吃飯，我謝辭了，不想給她添麻煩。留守老人的飲食都很簡單，拐棗大嬸一天只吃兩頓，早上一般是稀飯，晚上下掛面，放一顆小烏菜，偶爾也奢侈地潽兩個溏心蛋。有時候懶得動，就沖一碗女兒送過來的奶粉，麥片，黑芝麻糊，隨便對付一餐，“家里吃的東西多哦！就是吃不下去，也想不起來吃，一天到晚不曉得餓。”拐棗大嬸中年守寡，長年累月地勞作，積下了一身的病痛，她有嚴重的類風濕，十指蜷曲，關節粗大，拳頭握不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