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厭的文章”不可沒有(《閑庭信筆》六十九)

最近,《青年參考》刊登了一篇題為《錢,堵住了記者的嘴》的報道。報道說,在韓國,新聞記者收受好處費已成慣例。采訪結束時,10萬元塞入記者手中并不稀罕;與某公司總裁談天說地之后拿到100萬元也并不罕見。甚至連總統盧泰愚,也往往在發給記者的旅行包內,裝上700——1400美元。他們相信,金錢可以堵住記者的嘴巴。記者拿到錢后,就不會寫那些“討厭”的文章了。

什么叫“討厭”的文章?大概就是指的那些揭示事實真相的批評報道吧。口被錢封住以后,記者就在事實面前睜只眼閉只眼,不再去認真揭示事實的真相了。盡管這樣,記者們的嘴巴仍未被封住。在一些西方國家里,盡管黨政要人采取種種措施收買記者,可是那些“討厭”的揭露性報道仍然時有出現,不少官方丑聞一個一個被揭露出來,有的甚至導致了政府的垮臺。這也說明,在西方新聞單位中,仍然不乏“秉筆直書”的正直人。正是這些不斷出現的“討厭”文章,使報紙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威望,使一些人畏懼三分。

由此也可以看出,“討厭”的文章還是不可沒有的。其原因之一,在于記者的天職是反映和揭示事實真相的。對于好事,你給點錢,我唱一首頌歌,自無不可;對于不好的事,你就是給了錢,我也要進行揭露,把真相告訴讀者,唱一首詛咒的歌。記得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的開創者、著名記者邵飄萍,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處在北洋軍閥時期,張作霖等人曾千方百計收買拉攏他,可他仍然堅持原則,甚至利用這種關系收集材料,寫出了大量令軍閥們“討厭”的文章,直到1926年,被奉系軍閥殺害。

“討厭”的文章不可沒有的原因之二,在于它是維護新聞事業嚴肅性的需要。而這種嚴肅性,對于維護新聞的地位和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試想,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如果一家新聞單位只會一味地唱頌歌 不敢發出一點與當政者旨意不同的聲音,如同中國封建社會的宮廷文人那樣,那新聞不就成了一種裝飾品了嗎?裝飾者,可有可無也!需要時帶上,不需要時扔掉,這樣的新聞單位怎么可能受人信任和尊重呢?對于這一點,有經驗的辦報者是深知底里的。近代著名報人張季鸞,曾發明一種策略,叫“小罵大幫忙”。他本來是支持蔣介石的,但有時也罵上幾句,寫上幾篇“討厭”的文章,以表示自己的獨立性,引起蔣介石和讀者們的重視。

就是對于當政者來說,“討厭”的文章也是不可不看的。因為那些無孔不入的記者們,時時披露上層一些不光彩的事,對于他們約束自己的行為,以免與現行法律和大多數人的利益背離太遠,也是有益的。何況其中大部分“討厭”文章,目的并不在于推翻現行政權,而恰恰是為了療救和彌補現行政權的傷病與不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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